「沒有土地，哪有文學?」對已故作家葉石濤而言，台灣這片土地如母體般，孕育了他的文學生命。這是他一直書寫的軸心思想，他立志為台灣文學而奮鬪。基於此信念他創作不輟，多部小說與評論之外，也有不少散文及譯著；為土地而寫作的使命感，更是他永恆信仰。他不計名利，默默行走在自己的寫作道路。
前陣子看了由導演許卉林執導、林靖傑監製的《台灣男子葉石濤》，有別於一般的紀錄片，片中透過人物訪談來論及葉老在台灣文學的不能抹滅一頁，同時藉由詩歌、戲劇、舞蹈、動畫．．．．．時多樣元素，來展現葉石濤的寫作內涵及精神，其中有他生活中的悲苦及對台灣土地的深情，更有以一位作家對台灣文學不能割捨的熱情與關注。當然包括了他曾入獄的人生挫折，及獄後的心理創傷。
以〈台灣文學史導論〉在文壇占一席之位的葉石濤，1925年出生於台南，畢業於台南一中，曾在日治時代作家西川滿的〈文藝台灣〉擔任助理編輯，之後任教國小40多年，在寫作語言的衝突與矛盾中，橫跨日治與戰後兩個世代。他對台灣文學的熱愛，從生長的這片土地出發。斯土斯有文，他對台灣大地母親的愛，是他創作不歇的靈感泉源。這位秉持呼喚台灣文學黎明的哨手，曾經過三年牢獄之災，而深受創傷，自感卑微，大隱於市在鄉鎮小學教書，更隱藏自我，十分低調生活，默默寫作。他在2008年逝世，為台灣文壇留下豐富的作品。他的創作中融入了許多台南的古老建築與地景，對以實質的現身說法來闡明文學與土地的緊密關係，宣揚記錄著生長在南台灣的鄉土民情及傳統文化。
1980年代政治傷痕文學盛行，除了揭露監獄慘無人道的內幕，及諸多訴說228事件受害者肉體、精神的創痛，永無寧日，他們存活在恐懼情緒當中，難能從靈魂深處抹滅。當時描寫政治牢獄小說的施明正的〈渴死者〉、〈喝尿者〉，再來就是葉石濤的〈紅鞋子〉、〈牆〉等。這些發表於「台灣文藝」的小說，掀翻了戒嚴時代對政治犯的思想壓制及迫害，造成心靈創傷，如影隨行。在《台灣男子葉石濤》一片中不斷反覆提及，將他的委屈與哀愁藉由各種不同作品，以多元形式展演出來。在其中我們看到這位愛鄉的作家無法釋懷超越的那份內在恐懼，是不斷低迴且沉重的靈魂悲歌。
從閱讀他的小說之中可感受到葉石濤悲苦的靈魂，即或他以詼諧、自我解嘲，甚至卑微的嘆息，都可窺見他無法自我療癒的傷痛，而這也是屬於哪個時代的苦悶。在〈葫蘆巷春夢〉、〈羅桑榮與四個女人〉．．．等作品字裡行間有著無可奈何的抑鬱，而那是有苦說不說的身心備受箝制，無法暢所欲言的人性悲鳴。日本文學家廚川白村說「文學是苦悶的象徵」，這正是葉石濤創作心靈寫照。在這部描繪葉老的紀錄片中，導演無所不用其極地以各種表演藝術形式，在迥異情境裡忽近，又忽遠地重拾那個年代受到政治牢獄之災的深沉傷痕，有如不斷挖瘡疤出來檢視，令觀者進入沉浸式共鳴。
出生日治晚期的葉石濤，歷經日治和戰後，年少以日文寫作展說文采。面對語言轉換不易，他勤奮學習，努力寫作，以此為終生職志。他創作不輟，在文壇與鐘肇政並駕齊軀，而有「北鍾南葉」之稱。對他而言土地如蘊育母親，人性中最率真的感情。他認為是台灣小說中最具精神傳統，是以台灣歷史為軸心的鍾肇政小說〈台灣人三部曲〉:〈沉淪〉、〈插天山之歌〉、〈滄溟行〉。在此之前對鍾老取材於現實的〈流雲〉也給予好評，「拂去日本人糾纏不清的幻影」，而是從台灣本土自覺出發，完全源自關懷這塊生長的土地。在《台灣男子葉石濤》一片中特別强調這位深愛南台灣鄉土的作家從日本統治、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八九零年代社會運動、解嚴、報禁黨禁解除、政黨輪替，也曾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片中葉老受到白色恐怖的壓抑，他的卑微心境不斷在作品中被提起，有若一朝被蛇咬，永久怕草繩的意味。以知匪不報的罪名羅織入牢房，在幽禁的日子中，葉石濤思索良多，也改變了原本的天真想法，出獄後，移居高雄左營，隱姓埋名寫作。1965年的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中，他一本初衷當一個小說家。1968年的〈群雞之舞〉的作品，在電影中以擬仿、諷刺，以多樣元素，更立體活化舞蹈作品，描寫一種複雜衝擊後的自卑人性，不得不隱藏自己，暗喻在夾縫之中生活的卑微命運。
隨時戒慎恐懼，因為害怕死亡，在片中葉石濤數度提到出獄之後，他覺得生存必須低調而卑微，意味不想惹事生非再次失去自由，為了存活不得不對現實有所妥協，從他的作品之中嗅出了幾許無奈。導演運用第一人稱的旁白或戲劇的展演，多元表現葉老滄桑而荒涼的心境，讓觀眾直入這位熱愛鄉土的文字工作者的心靈世界，以多種不同形式前後穿插於訪談與葉老有過接觸的作家包括林懷民、李昂、向陽、李喬．．．．等人。片中林懷民受訪時指出曾與葉老的交集，他對在陋巷寫作，深愛台灣，勤於筆耕的作家風範，深印腦海。這部文學紀錄影片呈現動靜影像，意圖塑造立體線性延展，這是一般人物紀錄片少有的敍事手法，如遠觀，亦是近看，忽近、忽遠，讓遠行文學家一生行誼鮮活展現在前。
「我們最終恐懼的是死亡」心理學所言，人類恐懼害怕失去自我自主的自由；在面對恐懼之時往往讓我們跨出改變自己，而感到受迫最大敵人往往是無法磨滅的記憶。造成葉石濤後半輩子在悲情而又恐懼的生活，知匪不報而入獄三年的監禁日子，深深影響著他的人生觀，片中特別將他為文訴說自己的浪漫情懷，而蹲苦牢的挫折心境是無比的苦悶，他的悲鳴在字裡行間藉著小說人物對現實的無奈而移情，轉嫁在文學作品中，看見這位熱愛台灣土地的文字工作者，桑滄而悲涼的嘆息。獄後他從熱愛的生長地台南遷移到高雄左營，教書寫作之餘，並撰寫〈台灣文學史綱〉。同時與南台灣的文友創辦了雜誌〈文學界〉。從早期跟隨日籍老師西川滿的〈文藝台灣〉到台籍文友辦雜誌〈台灣文藝〉他帶動南台灣的文學風氣，在片中多所描述，不少文友與他對台文領域有相同的共識。
對他而言，鄉土大地猶如慈母般孕育而生，沒有土地，哪有文學?所以母性的象徵是創作中的泉源活水。他以女性觀點創作了小說〈西拉雅族的末裔〉，充滿女子生命力及大地兒女的特性、潘銀花則是平埔族母系社會特質。對弱勢族群寄予悲憫關愛之情，在葉石濤的小說中可見。尤其將府城的地景納入作品之中，文學鄉土特色表露無遺。在台南孔廟對面的府中街，葉老將之取名叫做「喜鵲巷」，為了紀念小時候住在巷子裡的親戚家，鄰居有一名婢女叫做喜鵲，是他的童年玩伴，後來因為被主人強暴，不堪虐待之下，最後投運河自盡。這些充滿憂傷的故事，讓原本平凡的地景增添許多淒美的色彩。他認為任何作品都不可能脱離現實。他說鍾肇政以農民眼光看歷史事件，寫農民為自己的土地奮鬥歷史，精神上延續吳濁流保鄉衛土理念。
對葉石濤作品深度研究的作家表示，1987年之後的葉老小說因社會氛周圍的逐漸轉型，他以較真實自在書寫了〈紅鞋子〉，回歸他浪漫本質色彩。他認為他是個浪漫的台灣男人，在寫實之中不脱浪漫本性，除了〈紅鞋子〉外，〈 異族的婚禮〉，遊走在寫實、浪漫之間。《台灣男子葉石濤》在片中多所著墨這位愛台灣土地的作家，藉由舞蹈肢體語言傳達了浪漫情懷，雖然仍是拋不開的悲情主軸。至於〈鸚鵡與豎琴〉、〈福佑宮燒香記〉，建構以寫實主義為主的台灣本土論時，這2部小說創作卻以浪漫異國情調為主軸，在那樣的年代他自認為受限了題材。在「台灣的鄉土文學」及「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之中，指出郁永河的《裨海紀遊》的寫實精神，並推崇是台灣鄉土文學代表，對郁永河對社會主義的伸張與人道主義同感。
葉石濤是日據時代最後一位作家，在中學時即登場，1951入獄三年，中斷了10多年，到1965再重新活躍文壇。在現代主義盛行之時他以異於先前的寫作風格，〈葫蘆巷春夢〉、〈鸚鵡和豎琴〉．．．。取材很廣，以詼諧、幽默的筆觸，透露著市民小民欲哭無淚的哀愁。報導文學〈採硫記〉中的拉馬娜、或是〈西拉雅族的末裔〉的潘銀花，雖大胆挑戰情色，但卻代表著母性社會的台灣土地，如所有族群都融入母體之中。不管是拉馬娜或潘銀花，在他而言是台灣大地的象徵。潘銀花坐在男人身上的體位，是一種大地之母的象徵。在這片紀錄片中用舞台戲劇表現形式，演繹了葉老心中的台灣這片土地正如女性的母體，孕育出包容各族群的社會文化花朵來。文學評論家認為葉老創作中的這倆女子在性愛的追求上，是屬於母系社會的權力；性愛的決定權在她們，即是掌管主控權，選擇主導體位的人生冒險；女人可以自己作主，不必屈就男人。這意味著反轉舊有體制，女性意識的台灣。由此看來他對女性的尊重，有著男女平權思考。
葉老推崇鍾肇政的〈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及李喬的〈寒夜三部曲〉。葉老在〈三月的媽祖》日本到中文寫作，到溝通外省與台灣的〈橋〉。他從小說情節推演到回憶，到最後的救贖。出獄之後，雖然日子過得非常辛苦，直到中年之後才在左營安定下來，但在他的筆下，府城總是呈現優雅多姿的一面，例如他把祀典武廟旁邊的小巷子，取名叫做葫蘆巷，寫了一篇〈葫蘆巷春夢〉的小說，將底層社會的清苦生活，描繪浪漫，引人無限遐想。片中多次訪談〈葉石濤評傳〉的作者彭瑞金教授，對白色恐怖經驗下的葉石濤的心理壓抑多所描述。從葉石濤的類自傳性小說〈台灣男子簡阿淘〉似乎窺見備受折磨的心境。縱使如此，他以不介入的心態遠觀世界，這是他認為在現實裡能存活下去的唯一心態。小說〈葫蘆巷春夢〉讀來幽默又些許戲謔，然而卻無比心酸。彭瑞金認為葉老在此小說樹立其個人風格，是別人無法取代的特有商標。雖然人物不多，涵蓋卻很廣，訴說人性荒謬，嘲諷中兼帶自嘲，作品中傳遞的是人間底層泅泳的眾生面相。表面上是有趣滑稽，深入底層卻是無可奈何的悲鳴。這種忽近忽遠，近看遠觀的手法，在《台灣男人葉石濤》以舞蹈、戲劇、歌舞、劇場形式到版畫動畫．．等多樣表現，來延展片中的多向層面，製造了不止是平面且立體的樣貌，以多元展示了文學家紀錄片的鮮活影像。
我在台北長春國賓影院看了《台灣男子葉石濤》之後，去圖書館閱讀了葉石濤的作品及評論的書籍，並曾與研究台灣文學數十年的作家宋澤萊談到葉石濤在台灣文學的歷史定位。宋澤萊覺得葉老不像王拓、楊青矗般地敢言敢寫，葉老强調台灣文學是三民主義文學。我想其中也許諸多反諷之作。但宋澤萊認為不是諷刺國民黨，而是怕國民黨抓他。因為他的確有案底。不但是葉石濤討好國民黨，笠詩刊的陳千武也是一樣，都害怕會橫生枝節。陳甚至反對台語文學，與年輕人過不去。年輕人當然批評他們，這是新舊文學之爭，也是兩代人之爭。所以有「老弱文學」之說。宋澤萊曾評過他的小說〈西拉雅族的末裔〉，不過卻是稱揚他的，也是他死後的事。對於葉老生前宋澤萊很少評論，只評論過他說「台灣文學就是三民主義文學」的不當。宋澤萊以為這或能代表一般年輕作家的意見，不過葉老很緊張，很在意。「電影終歸是電影，是有限的，他們不會瞭解到80年代的年輕作家是怎樣撐過來的。」這是他的心聲。有關此點，很可惜這部電影的拍攝過程中，並沒有訪問過深研台灣文學發展史的他。
這部電影是《他們在島嶼寫作》作家系列紀錄片之一。從2021年開始至今，紀錄了近20位作家。 這系列作家紀錄片，以高規格的預算及電影製作，讓觀眾透過影像
，重新認識文學的美好。導演林靖傑希望台灣文學作家，獲得更多人關注與理解。於是，他擔任了《台灣男子葉石濤》的監製，並由許卉林導演，以不同過往的形式，多元元素，更立體、活化展現葉老在這片文學土地上的辛苦耕耘。葉石濤並不是家喻戶曉的知名作家，也並非文化明星，但他為台文默默付出的努力要被人看見。在這部片子中訪問文壇多位重要人士，如雲門舞團創辦人林懷民、李昂、李喬等人訪談他們心中的葉石濤。我的新聞系學長林懷民在片中表示，葉老在簡陋的老房子，以小小方圓的地方埋頭寫作，熱愛文學的精神可佩。片中還訪談了協助葉石濤編寫「台灣文學史綱」的詩人曾貴海、鄭烱明、陳坤崙，及評論家彭瑞金等人，回憶葉老在編寫此書內心的煎熬。葉老在坎坷顛沛中仍堅持寫作，但也曾讓他感嘆的表示「文學是上帝給特定的人降下的天譴」。他目睹同時代台籍作家抑鬱以終，決定為被淹滅的他們發聲，洞見以台灣主體意識寫出〈台灣文學史綱〉，在文學史上首次將台灣從附從的客體角色，提升為主體位階，給予台灣作家新的定位與視角。這是他在台文領域上值得記上的一筆，我想這也是為何攝製此紀錄片的重點所在。
導演黃玉珊在看完這部片子後，片中對葉老情慾道德禁忌的大膽突破的晚年作品甚少提及，覺得有些可惜；她期望對葉石濤作品有更多的詮釋，傳遞屬於南方文學的綺麗和浪漫。談到葉石濤在台灣文學史的定位問題，宋澤萊表示，真不曉得要怎麼定位他。他的成就並不像鍾老一樣表現在小說的創作上，葉老的小說並不怎麼好，文學技巧平平而已。他的成就是寫了一本〈台灣文學史綱〉，很多南部的作家認為這樣就可以使他不朽，這是他們很獨特的看法。不過該知道，世界上並沒有一個寫文學史的人可以成為不朽。只有文學的創作者才能成為不朽。比如說李白、杜甫，因他們的作前而不朽。宋澤萊認為不應給作家太多的干擾，尤其不要利用他們。真正的作家並不想要成名，他們只是喜歡寫，讓他們寫就可以，這也是他們存在的唯一目的和價值。
我大學同班同學，曾任政大傳播學院院長林元輝認為，單論葉老創作，他克服殖民地（日與中）加諸生命的枷鎖（比如霸權、語文障礙），寫出自我與環境奮鬥的歷程，不只彰顯了個人可貴之生命內涵，也代言同世代台灣人的掙扎心靈。另值得一提的是他接辦「台灣文藝」，呵護台灣人的文學發表園地，存續台灣文學之命脈；及撰寫「台灣文學史綱」，努力展現台灣人（而非外來統治者）的文學觀點，空前啟後，意義重大。他認為宋澤萊講的都對，葉石濤的定位：立場意義多於藝術價值。
事實上在文學家影片若少觸及政治，或可更能自由的表白，呈現更多人性幽微的內在。這是黃玉珊的期許。在這部電影中以不同形式的表現，用小說或散文、詩等以音樂、舞蹈、戲劇等傳達了葉老作品的內涵及精神，對他出獄後的心理創傷及轉折多所描繪，將之視為政治迫害下被噤若寒蟬的文人。强調白色恐怖時代對文學家的威權壓迫，頗具悲情色彩。我想若以宏觀來看，讓政治歸政治，文學歸文學，是可以更純粹態度來看待文藝創作。我也認為在這片土地上耕耘文學的人，努力讓台灣文學開花結果，都有其貢獻；不應是以政治黨派，或任何政治意識型態，來看寫作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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